如果有年青學者問起，“你是怎樣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那么，我一定會用一句話來回答：“重要是要向前輩學者學習研究方法，思想方法。”還在年青的時候，我和黃祖洽、于敏等“師兄”共同學習做科學研究。我發現于敏在學術討論會上，或者在實際工作中，常常有“過人”的想法和能力，而我卻自愧不如！于是我向于敏請教，你的科學研究的本領是怎樣鍛煉出來的？他回答我說：“我常常注意觀察前輩科學家，如彭桓武，朱洪元等幾位前輩們的思想方法。”——這是一句使我終身難忘的重要的話，可能他自己忘記了這句話了，而這確使我學到了活的方法論。

　　今天，歡迎在座各位“從年青直到老年”的一起工作的伙伴，到理論物理所共同探討“何祚庥先生從事科學工作70年的學術思想的研討會”，那么，在聽了各位的高論以后，我能對各位說些什么？這也就是我在這里列出的標題：“向前輩學者和各位學者學習科學研究方法。”這里既包括師長、同學，也還要“上交古人”。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德、識、才、學”——中國學者“治學之道”的一個小結》，現在抄幾段。

　　中國是有治學傳統的國家。在歷史上有許多學者討論過“治學之道”。王梓坤教授寫過一本《科學發現縱橫談》，把“治學之道”概括為“德、識、才、學”。我覺得這是很有見地的見解。現在也來討論一下有關“德、識、才、學”的治學經驗方面的一些問題。

　　在中國古代有許多學者把“治學之道”劃分為“才、學、識”這三個方面，而也就是研究學問不能僅僅歸結為“才”。這是中國古代學者在“治學之道”上一個重要創造。例如唐朝著名的歷史學家劉知幾說：“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柟斧斤，弗能成室。”這就是說，有學無才的“學”是“死學”，“死讀書”而不能創造；有才無學的“才”是“朽才”，雖然有探索學問的積極性，而“朽木不可雕也”，因而也就“弗能成室”。但是，劉知幾并沒有能很好地討論什么是“識”。然而在中國的“治學之道”里，才、學和識的劃分是很重要的。清朝的袁枚曾說：“學如弓弩，才如箭鏃，識以領之，方能中鵠。”這里所說的“識以領之”，就是說“識”的作用在于指出方向。所謂做學問，貴有“真知卓識”。也就是不僅要看到眼下的、細小的一些問題，還要有統觀全局、駕馭全局的能力和見解。可以說，“才”所回答的是戰術的問題，“識”所探討的是戰略的問題。

　　宋人蘇軾寫了一篇《賈誼論》，批評賈誼不懂得分析形勢，利用形勢。蘇軾說，“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識不足也！”我覺得在中國的治學的理論里，“才”和“識”的這種區分，是中國的“治學之道”的一種重要的見解。而現時一些很有才華的科學工作者都是“學有根底”的學人，但卻常常做不出有成效的科學成結果，原因也就是缺少了這個“識”字。所以也只好仿效蘇東坡，也批評他們一句：“惜乎！×生眼高而手低，才有余而識不足也！” 

　　然而在“德、識、才、學”這四個字中，更容易被人們忽視的是“德”。當然這不是說中國歷史上的學者沒有討論“德”的問題，相反，在這方面也有很多的論述。例如劉知幾在講到“史識”時，說曾指出一個史學家，必須“秉心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知所畏懼”。與其說這是劉知幾在討論“史識”，不如更恰當地說是在討論“史德”的問題。劉知幾在《史道》里還討論過一個優秀的史學工作者，應該（1）不畏強暴；（2）分清邪正是非；（3）不為浮詞妄飾；（4）善于鑒別史料真偽。這也可以說是“德、識、才、學”吧！但是，明確地把“德、識、才、學”四個字歸納在一起，并按照它們的重要性的“序列”加以排列的，恐怕就是王梓坤的貢獻了。

　　在中國歷史上有許多關于“史德”的論述，首先就是所謂“直筆”的問題。《史道》說：“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于褒貶，不書無損于勸誡。”這就是說，歷史的記載能不能做到“實事求是”，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在中國歷史上，在史學家那里，有的是這種“直筆”的傳統。晉國董狐直截了當地記載了“趙盾弒其君”。雖然歷史上真實的事情，是趙盾的弟弟趙穿殺了趙靈公，可是趙盾“歸不討賊”，可見是他主使的。孔子評論道：“董狐古之良史”。齊國的太史記載了當時齊國的大臣崔杼殺了齊莊公的事情，說“崔杼弒其君”。結果這些太史都被崔杼殺害了！而南史聽說好幾位太史都死了，又“執簡以往”。文天祥在正氣歌里說，“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說的就是史學家秉筆直書的故事。孔子作《春秋》，據說有以下一些原則：“不虛飾，不隱惡，不溢美，不為賢者諱。”這也就是說，對于那些忠臣義士的缺點，孔子也主張秉筆直書的。當然也有人說《春秋》“責備賢者從嚴”。但是，總的來說，在史學里是把“直筆”做為史學的基本的準則的。

　　更重要的，是中國歷史上也還有一些不為高官厚祿所引誘，堅持真理的故事。南北朝時期有一位無神論者，哲學家范縝，他寫了一篇《神滅論》，和當時的佛教徒展開了激烈的辯論。他“辯摧眾口，日服千人”。許多佛教徒都在辯論中失敗了。于是南齊的竟陵王蕭子良就派了王融去對他說：“如果你放棄了神滅論，以你的才華，何愁做不了中書郞這樣的大官。”范縝聽了大笑道：“如果我肯賣論求官，早就當上尚書令和仆射了，何止一個中書郞！”這表現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者在堅持真理的問題上的崇高氣節。

　　在科學工作里，這一“賣論求官”的問題，是很值得引以為訓的。回憶“四人幫”統治時期，確有一些人忽而極“左”，忽而極“右”。一會兒要打倒相對論，說那是唯心主義的產物，一會兒又鼓吹起物質可以“無中生有”，說這符合唯物辯證法。其實這并不是由于這些人缺乏唯物辯證法的基本常識，而是在于忘記了“吾豈賣論以求官焉矣哉”！

　　“識、才、學”必然地也必須與“德”的修養或素養相結合。否則本來是“才學兼備”的“有識之士”，就可能變為“無識之士”。其原因不在于“識見不高”，而是由于“缺德”。

　　當然“德”是有階級性的。在封建社會里，以是否忠于皇上為“德”的最高標準。在今天的社會里，所謂“德”，就是要獻身于人民，獻身于科學。在當前條件下，就是要“弘揚為國分憂的主人翁精神，為新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而奮斗”。

　　馬克思主義認為認識離不開實踐。所謂“德、識、才、學”的鍛煉和提高，也是在實踐中不斷弘揚的。古文運動的創造人韓愈在當國子監博士的時候，曾經召集他的學生們，說了兩句很重要的話：“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這是這位偉大的學問家治學一生的心得。所謂“勤”，所謂“思”，就是要“多實踐、多思考”，而且要獨立思考，不要隨大流。

　　這使我們恍然認識到，原來大科學家、大學問家的研究心得，最重要的就是“勤”和“思”。勤才能有結果，思才能出智慧！當然，一千多年前的韓愈在強調勤和思的時候，沒有能認識到社會認識的主體是人民群眾，而不僅僅是個人。所以，所謂勤和思，還有賴于某個組織起來的集體的勤和思。科學的發展，有賴于有一個良好的風氣的科學的集體，用楊先生的話來說，就是要建立一個良好的科學的傳統。在世界科學迅速發展的今天，僅僅憑借個人的力量，個人的聰明才智，是無法適應時代的競爭的！

　　還在1949年的解放初期，前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那時他任青年團中央的書記，到清華大學來蹲點。我是1949年，清華大學團委會的負責人之一，團委會分配我接待蔣南翔。我們兩人就都住在明齋的團委會辦公室。整整一夜的時間，南翔同志詳細詢問了清華的地下團委以及解放后初建團時的各種情況。我除了向他匯報工作，又向他提了一些問題。他問我，解放后，你想做什么？我說，我想做科學研究，只是不知從何下手！他于是向我講起了一個“猴子吃果子”的故事：

　　“一群猴子。看到大樹上長滿了又紅又甜的果子。只是樹干太粗了，猴子們爬不上去。于是，猴子們就組織起來。‘疊羅漢’。最后是小猴子在大猴子中猴子群支持下，爬到樹上，把果子扔到樹下。”

　　南翔同志說，這是科學落后國家，如何迅速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的有效方法。現在也轉告各位！

　　然而，在中國研究學術的歷史上，還有治學這道之二。也就是學者們除了大力關注如何治學的科學研究方法之外，還有一個容易令人忽略的因素，那就是學者和學者之間，還有相互借鑒，相互批評。

　　前面說過，蘇東坡曾批評賈誼惜乎賈生，“才有余而識不足也！”蘇東坡也高度評價過韓愈的大貢獻。他在“潮州韓文公墓碑”上說，“獨韓文公起布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有可能濟公和尚的法號是從這里來的）天下之溺。”蘇東坡也高度評價韓愈的“德”。說韓文公“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注：這里指韓愈曾上書憲崇皇帝，反對“倿佛”，寫了一篇“諫迎佛骨表”，結果，他就被貶到潮州）

　　然而，對于韓愈來說，更值得后人學習的，是他的“自我批評”。他在“進學解”里說，“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荀卿守正，大論是宏。”這是他對先賢的評論。而對于他的一生貢獻，卻在“進學解”里做自我批評說：“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由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于用，行雖修而不顯于眾。”這也就是說，韓愈自我認為，雖然他辛辛苦苦地做了不少的“事情”，但并沒有能做出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言多而不中肯，文章寫得漂亮，但沒有什么用處。

　　為什么我在這里大段地抄了韓愈的“自我批評”？很有趣。韓愈的這些“自我批評”，其實正好就是何某人從事科學工作一生的描繪。

　　所以，今天，在聽了各位高論以后，我也學一下韓愈和蘇軾，也寫一段“自我批評”。惜乎何生！雖志大而才識均疏！雖有志于探索“真知卓識”的研究，而何生之識才與學尤“不足”也！

　　謝謝各位！